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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的转型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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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业的转型课题

  

 

很怕突然有朋友或者亲戚打电话来问:“你需要某某保险吗?”

  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我们都很需要保险。现在的衣食住行越来越离不开保险了,出了意外有保险公司兜着,这是一件多么放心的事情!

  可是碰到这样的电话甚至是直接登门推销,不少人心中却会塞满郁闷。看着很难整明白的保险品种说明书,心里总是有另外一层疑虑:现在越来越多的保险品种“保险”吗?如果真的有个三长两短,保险公司会痛痛快快地赔付吗?现在花钱买了保险,是否再过二三十年,这些保险就不值钱了?

  与这种“需要”和“疑惑”的复杂心态相对应的,则是我国保险业在发展中所呈现的双面性:

  首先是我国的保险业市场进入近乎超常速度的发展期。

 

至今年一季度,我国保险业总资产已超过2.4万亿元,保险产品达6000余个。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10年我国将成为全球十大保险市场之一。

  同时快速发展中的矛盾也显现出来:偿付隐患。一些保险公司不顾风险,无视市场规律,大张旗鼓地搞“高回扣”、“价格战”,为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留下极大隐患;诚信缺失。“投保容易索赔难”已成为我国保险业的顽疾;创新滞后。我国保险业产品研发能力不足,一些市场需要的险种难以买到,而现有的产品种类单一且同质化严重,保险市场恶性竞争愈演愈烈。

  根据入世承诺,我国保险业2004年底全面对外开放。尽管外资保险公司目前还没有形成明显的威胁,但从长远看外资公司的发展更具后续竞争力。不练好内功,面对越来越强有力的竞争,国内的高端市场有可能被不断地蚕食。

  在快速发展和焦虑同在的市场背景下,我国保险业进入发展转型期:原始积累和初创已基本完成,开始进入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型的新阶段。这要求业内各方克服浮躁心态,切实解决既有的矛盾和弊端。

  令人欣慰的是,保险业转型期存在的问题,已得到决策层和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相关课题受到重视和解决。而一旦中国保险市场从现有的粗放型经营转为风险控制技术型市场,中国保险业将迎来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

人们期待中国保险业提供更多的能够满足投保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相关专家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这是保监会首次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对保险公司股权进行管理。对进入保险业的资本质量进行强制性监管,非常必要。

  而就在几天前的82日,保监会出台《保险公司资本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

  再往前推不到10天,725日,中国保监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了《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

  一系列密集的政策组合出台,显示主管部门为进一步促进保险市场的良性、健康发展,对保险公司的监管力度正在进一步加强。

  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近日在宁波调研时,再次强调保险业要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速度、效益、诚信、规范”八字方针,不断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

  至今年一季度,我国保险业总资产已超过2.4万亿元,保险产品达6000余个,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到2010年我国将成为全球十大保险市场之一。但高速度的同时,我国保险业发展中的问题也越来越明显,对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隐患。这一状况,引起决策层和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相关专家评论,我国保险业的发展,已全面进入质量与速度的“并轨期”。

2004年开始,我国保险业在深化企业改革,探索保险经营方式上“跑步前进”。国有保险公司股份制改革成果得到巩固,国有保险公司的重组改制全面完成。同时,积极探索保险经营方式改革,着力解决束缚保险业发展的体制和机制性障碍。

  2005年,随着我国保险业进一步对外开放、保险混业经营格局的逐步确立以及金融混业经营步伐的加快,保险经营主体进一步增多,保险中介机构快速增加,市场竞争水平明显提高,呈现出多元化、多层面、多角度的竞争格局。当年保费收入达4927亿元(其中外资保费收入341亿元,占6.9%),排名世界第十一位,比2000年上升了5位。

  20066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若干意见》(业界称为“国十条”),这是自我国保险业恢复二十多年来第一个以国务院名义发布的、专门针对保险业改革发展的指导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保险业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的定位,指明了中国保险业的发展方向。

  2006年,我国保险公司总资产达到创纪录的1.97万亿元,比2005年底增长29%;保险业共支付赔款和给付1438.5亿元,全年实现投资收益955.3亿元,收益率达到5.8%,比2005年提高2.2个百分点,为近3年最高水平。

  随着我国保险的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进一步提高,有关专家按照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推测,到2010年我国有望成为全球十大保险市场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保险学系主任张洪涛教授认为,尽管我国保险市场一直处于高速发展态势,但无论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保险业发展水平相比,还是与我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的内在需要相比,保险市场仍显滞后。换句话说,保险业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和前景,我国保险业仍处于高速发展过程中的起步阶段。

 

  保险业的经济补偿、资金融通和社会管理三大功能,在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年来,国内保险市场价格恶性竞争现象不容忽视。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系主任郝演苏对本刊记者说,我国保险业的资产总额近五六年来维持了30%以上的增长速度,是同期GDP增长速度的4倍多。同时自2004年,保费收入增长速度开始放慢,保险业的资产规模增长更多的依靠资本运作。为了迅速增加支持资本运作的现金流,一些保险企业盲目追求保费进账,在销售时,只管当下收益,不管未来支付,不计承保成本。

 

在销售环节上,保险公司给予业务员过度的激励,业务员向投保人作出超额的承诺,以增大提成的基数。

  郝演苏分析认为,保险公司盲目追求规模增长,如果资本运营能够一路成功,那也不会遭遇偿付危机。但资本运营本身,收益与风险如影相随,一旦资金链断裂,就会带来偿付危机。

  郝演苏说,许多保险公司不顾风险,无视市场规律,大搞“高回扣”、“价格战”等恶性竞争,违反了费率厘定的科学原则。这为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留下极大的隐患和风险。

  有关专家认为,我国监管部门在风险防范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形势依然严峻,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使偿付危机掌握在可控范围。

 

”已成为我国保险业的“顽疾”。上海复旦大学保险系主任徐文虎说,诚信问题是困扰保险业的一道难题,而且呈现日益恶化的趋势。

  一些保险公司制定“天书式”合同,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出险赔款程序过于烦琐,许多索赔人经过多次反复还难以从保险公司领到应得的保险金,使得投保人大为不满。有的保险公司不按合同约定,找出种种理由惜赔、拖赔、欠赔,甚至无理由拒赔。

  一些保险中介如保险代理人、保险经纪人和保险公估人,在开展业务时严重误导甚至欺骗投保人,故意隐瞒合同的重要信息,不充分说明“除外责任”,甚至诱导投保人不履行如实告知的义务。也有一些投保人伪造与事故有关的证明证据,甚至人为制造保险事故,以骗取高额保险金。

  “诚信,是保险市场的生命。”徐文虎说,对于投保人来说,买保险就是用现在确定的支付(保费)来换取未来不确定故事发生时的给付(保险补偿),而真正维系双方的是“诚信”。最大诚信原则是保险的基本原则。而目前我国保险业的诚信问题,将直接制约保险业又好又快发展,甚至动摇保险业的根基。

尽管我国保险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整体上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发展水平还不匹配。2006年我国GDP世界排名第4位,但保费收入排名仅第十一位;保费收入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8%,我国仅为2.8%,人均保费世界平均512美元,我国仅为55.3美元;我国的保险资产占金融业总资产的3.1%,远远低于发达国家20%左右的平均水平。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保险学系主任张洪涛说,我国保险业起步较晚、规模偏小,这也为我国保险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

然而当前市场上却出现了一些恶性竞争现象,有的“回扣”竟达到百分之三四十。这是一个很矛盾的现象。为何有这么大市场空间,还出现恶性竞争呢?其根本原因是我国保险产品缺乏创新、产品单一且同质化严重。

  张洪涛分析认为,我国保险市场上的产品,在保险范围和责任内容等方面没有差异,这主要是因为许多保险公司缺乏差异化的经营理念,不愿花气力创新,热衷于跟风。另外,由于缺乏对创新的应有保护,一家公司承担创新的成本,而其他公司跟进模仿,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公司的创新热情。

  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保险公司险种的同构率高达90%以上。郝演苏说,同质化带来恶性竞争。而以拼降价为手段的恶性竞争,最终会带来偿付危机。上世纪末日本保险企业集体破产的教训应当镜鉴。日本战后的经济管理模式为政府主导型,在这一模式下,保险公司普遍缺少经营主动性,彼此之间同质化严重,只能就规模和市场份额进行拼争。郝演苏认为,导致日本保险业危机的根源,在我国保险业也很大程度上存在着。

20041211之后,外国保险公司在华业务范围和经营区域进一步扩大,我国允许在华外资非寿险公司向国内客户提供除法定业务外的全部非寿险业务,并允许其在华设立独资的子公司。

  保监会提供的数据表明,截至今年一季度,共有49家外资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132家总分支机构。外资保险占全国市场的份额3.88%,较入世前的1.58%提高了2.3个百分点。

  而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外资较集中的区域保险市场上,外资市场份额分别已达13.17%18.69%10.13%。保监会国际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几年外资保险公司发展较好,保费收入从2001年底的33.29亿元增长到2006年底的259.1亿元。

  进入我国市场的外资保险公司,尽管目前在市场份额、保费收入、业务品种、经营网点等方面的优势尚未显现,但业内人士提醒,外资保险正处于酝酿发力阶段,而且其发展模式是“掐尖式”的,即只开拓含金量高的业务。这值得中资保险公司重视和研究。

  外资保险公司在切分市场蛋糕时,只分去蛋糕的“奶油”部分,即只发展收益较高的业务品种,而留下的可能只是“面粉”等,看上去块头很大,但实际营养价值不高。

  外资公司在设立中外合资保险公司时,往往会选择大型垄断性国有企业,如首都机场、北京铁路局、五矿集团等。与此类国有企业合作的一个好处在于,这些大型公司的团体险业务基本上由合资的保险公司来做,这样展业的费用非常低,收益却很高。

  外资目前的发展重点是北京、上海、广州等经济发达地区。对于收益较高的健康险、责任险等,外资公司的积极性很高。而对于农业保险等其他险种,除专业的外资保险公司外,其他公司几乎都没有兴趣。

  外资保险公司在考核中更注重利润、资产收益率等方面的考核,而不像中资公司那样注重保费收入。这样的导向,令外资保险公司更看重收益好的项目。据了解,有的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也就1000多万元,但收益率超过20%

 

  对处于快速发展期和转型期的我国保险业来说,面临挑战是必然的,关键是将这种挑战转化为新的发展机遇,才能落实好“速度、效益、诚信、规范”八字方针。

  受访的专家认为,今后510年是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为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应对加入WTO,中国保险业应坚持以发展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防范化解风险为核心,进一步加强管理、改善服务,走集约化、集团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道路。

 

  首先,中国保险业应在完善市场体系,促进公平竞争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创新。

  ——产品创新。同任何企业一样,好的产品也是保险公司的安身立命之本。创新的产品必须是能够满足消费者需要的,并且能够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更新的。这就需要保险公司摒弃现有的产品趋同模式,实行差异化战略,构建其核心竞争力。

  ——服务创新。服务创新是企业获取其潜在利润的保证。服务创新的内容包括提供“附加值服务”、“个性化服务”。对我国的保险业来说,“服务创新”的前提是“服务归位”,即保险业首先应当做好保险的基本服务。

  ——风险管理方式创新。风险的内涵和外延都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例如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手段的完善,原先不存在的风险成为新的承保对象,原先不可保的风险成为可保风险,原先小额标的、小额索赔的保单成为巨额赔款保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保险公司不认真研究可保风险的特性,不进行风险管理手段的不断创新,那么再好的产品和服务也不可能使管理风险的保险公司脱离“险境”。更重要的,还要建立完善科学的投资决策机制、投资风险评估机制和投资行为的监督与制约机制,确保保险资金的保值增值。

  其次,要加快推动中资保险公司进行体制改革和机制转变。对于国有独资保险公司,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通过参股、合资和规范上市等多种形式,理顺产权关系,建立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形成有效的内部激励与制约机制。对股份制保险公司,要通过鼓励吸收外资、民营和上市公司参股,不仅增加资本和偿付能力,还要鼓励符合条件者规范上市。

  再有,大力培养和引进人才,提高保险队伍素质。要从现有人员中择优选拔业务骨干出国受训,实地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降低门槛,采取公开招考的方式,从其他行业或经济管理部门引进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急需的专业和管理人才;从海外聘请专家,充实到保险业高级管理岗位和技术岗位;改革用人和分配制度,充分调动和发挥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

  同时,积极扩大对外开放,推进保险业国际化进程。按照我国加入WTO的承诺,积极推进保险市场对外开放。对外资保险公司实行国民待遇,实现中外资保险公司平等竞争。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技术,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

上海:开发民生新险种

  城市拆迁是当下普遍的热点、难点问题。杨浦区和太平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合作,开发了“拆迁险”:被拆迁居民合法权益保证险,若搬迁的居民所获补偿低于后搬迁的居民,保险公司予以赔偿。

  系统地以保险工具来防范动拆迁过程中的风险,这在国内尚属首次。上海市杨浦区已在平凉地区的旧区改造中试点该保险,到目前拆迁工作已近尾声,没有出现任何上访等问题。杨浦区正着手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这一经验。

  上海市积极探索政府“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情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其中把商业保险作为一个切入点。一些部门、区县与保险公司合作,从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开发推广了一批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新险种。

  上海复旦大学保险系主任徐文虎认为,上海引入商业保险参与社会管理,是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一种探索和创新,对完善社会化经济补偿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上海杨浦区政府为近3万户特困家庭每户出资29元,购买保额为2万元的家庭财产保险和3.6万元的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虹口区广中街道和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为社区居民设立特困人员大病保险、家庭财产保险、人身意外伤害综合保险等。

  上海金山区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共同为农民推出了大病风险补偿保险。截至目前,近10万农民接受了健康检查,其中7.1万人参加了重大疾病保险,152人因病获得理赔,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

  近年来,上海市大力推进公共资源向社区居民开放工作,但居民在学校、公园活动发生意外伤害导致赔偿,严重影响了公共场所对外开放的积极性。为破解这一难题,采取“政府投保、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模式,设计和推广了形式多样的公众责任险。

  杨浦区殷行街道与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合作,由街道为学校投保,一旦发生事故,每所学校一年最高可获赔偿达80万元。

  自20054月起,全市120余座公园绿地逐步对市民免费开放,市绿化管理部门与保险公司合作,推出了绿地公众责任险。截至目前,已有74家公园和绿地管理单位购买了公园绿地公众责任险,保险公司已受理赔案达30多起。

  在社区管理中,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经常因水管爆裂、住宅失窃等问题责任界定不清发生纠纷,影响了社区和谐。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部分区县合作,在物业管理公司中推广物业管理综合责任险,承保物业管理人过错导致的第三方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以及停车场、电梯等公共场所发生的无过失责任等。目前,投保企业已达92家,保费过千万元。

上海市政府金融办李军处长告诉本刊记者,政府把一些具体社会管理事务交给保险公司,从这些管理成本高、效率低、不擅长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有利于集中精力做好监督和宏观指导工作。在此过程中,财政资金发挥“以小博大”的杠杆作用,提高了使用效益。

  今年5月份,虹口区政府出资90万元,为10个街道、100多万居民提供了保额达12亿元的保险,放大了救助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通过借助保险工具,政府把原先因兜底而导致的财政风险有效转移给保险公司,减轻了自身负担。

  保险公司为社会分忧解难,发挥保险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扩展了自己的业务领域,从而获得新的发展机会。据上海保监局介绍,保险公司所推出的这些险种,大部分实现了略有盈余,并且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对做大做强保险行业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群众从政府与保险业合作中开始得到实惠。政府通过为居民购买商业保险,增强了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体抵御风险的能力,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由于保险工具具有放大功能,和直接发放救济金相比,政府购买保险这种方式,不仅扩大了受惠面,而且效果更好。虹口区广中街道平均每户的保费不过十几元,但居民房屋和公共设施,如因火灾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意外伤害,就可以分别获得最高达5万元和10万元的赔偿。

  北京:医责险化解医患纠纷

  山西农民小王在北京某医院做完脑垂体瘤手术后不幸去世。家中只有他一个壮劳力,为治病已欠下十几万元的债务。死者家属向院方提出了几十万元的高额索赔。

  这家医院的脑垂体瘤手术技术比较成熟,在国内享有较高声誉。调查显示,术中操作及术后护理没有明显过失,但存在小失误。患者究竟是死于内因,还是医院的细小过失引发重症?一时很难下结论。

  如果在以往,这桩医疗纠纷,很容易成为久拖不决的悬案。但这一次,因为这家医院参加了北京市医疗责任保险,死者家属很快通过医疗纠纷调解机构,从保险公司领回了近18万元的医责险保险金。

  北京保监局副局长朱艺告诉本刊记者,北京市从20051月起,在全国率先正式启动医疗责任险,目前已基本覆盖了公立医院,下一步将扩大至驻京的军队所属医院、武警所属医院等。

 

  2006年,北京累计承保医疗机构393家,承保医务人员6.4万名,实现保费收入2548.9万元,支付赔款1596.8万元。发生在医院的医疗纠纷案件,超过90%的移到院外解决。保险公司参与医疗纠纷调处、理赔,受到社会各方面的肯定。

  2006年,保险公司累计受理医疗纠纷1412件,医疗纠纷调解成功率达到62%,平均结案时间由过去的36天,缩短到1个月内,最短时间仅为3.5小时。

  两家试点保险公司——中国人保和太平洋保险北京分公司成立了医疗纠纷调解机构。依托北京市医学教育协会、北京市法学会的医疗、法律专家资源,再吸纳社会上经验丰富的医生、律师、退休法官等,组建了两个医疗纠纷调解中心,参保医疗机构的医疗秩序和医疗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

  面临市场考验

  按北京市卫生局的规定,全市必须参加医责险的医疗机构为750家,但2006年承保医疗机构仅为393家,承保数量与预期存在较大差距。朱艺告诉本刊记者,这一险种在北京还面临市场的严峻考验。

  首先保险公司风险防控和经营管理的基础还很薄弱,缺乏准确、完整的医责险风险评估数据。由于多种原因,卫生系统缺乏准确、完整的医疗纠纷年发生量和年赔偿金额等历史数据,致使保险公司难以针对不同医疗机构、不同科室作出准确、全面的风险评估和费率厘定,给医责险按照微利原则和风险防范原则健康发展,以及医疗机构和医护人员积极参保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其次,医疗机构对医责险的认识不到位或存在偏差。“赔款至少要与保险费接近,如果能够超过,保险才有意义”的错误认识在医疗机构中还普遍存在,个别医疗机构对投保采取了回避或抵触的态度。

  而已经投保的医院中存在逆选择问题:部分小型、低风险的医疗机构和科室不愿投保,投保医疗机构多为高风险医疗机构、科室和医务人员,且存在故意漏报床位数、不如实报告医护人员和低风险科室等情况。

  三是医疗机构自身管理存在漏洞。部分远郊区县一二级乡镇医疗机构,诊疗制度不健全,缺少挂号单、诊疗手册等必要的医疗凭证,给保险公司赔偿责任认定带来困难,也影响了纠纷调解和理赔效率。

 

  《北京市实施医疗责任保险的意见》作为北京市全面实施医责险的依据,只规定了参保医疗机构范围和实施方式,但对于执行医责险不力的医疗机构没有相应罚则,缺乏必要的强制力,无法保证医责险的全面开展。

  中国保险监会新闻发言人袁力说,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医疗责任保险是个取得了政策支持的法定强制险种。在英、德等国,医护人员只有在投保医责险后,才能去申请职业资格认定,获准行医。而国家对于经营医责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也会给予税收补贴。在日本,医疗机构的保费支出完全由国家补贴。在美国,法律要求所有医护人员必须根据职级,拿出年总收入的5%15%来投保医责险。

  各项法律的不配套也给保险公司和医疗机构在实践中带来很大困扰。卫生局虽然三令五申要求各医疗机构参保,仍有许多医院置若罔闻。而卫生部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相距甚远,使患者与院方各执一词。

  “应该说,最大的障碍还在于保险意识不到位。”朱艺说,目前医疗机构普遍存在“赔款至少要与保费接近”的错误认识,如果第一年没有出险,就非常抵触续保。在参保的高风险医疗机构和科室医务人员中,存在不如实告知风险的行为,这些都使医责险的作用大打折扣,也使保险公司面临较大经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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